賀子珍的勤務兵,保管楊開慧遺物45年,72歲時哭訴不能再放我這了

1947年,賀子珍從蘇聯回到了中國。下火車時,有不少老朋友在火車站等著賀子珍。見到昔日戰友,賀子珍感慨萬分,她說:

賀子珍的勤務兵,保管楊開慧遺物45年,72歲時哭訴不能再放我這了

圖:1947年,賀子珍(前左二)回國,嫂子李立英(後中)侄女賀小平(前左三)女兒李敏(後左一)

離開這麼久,對國內情況不甚瞭解,希望組織能給我安排個工作,讓我在工作中瞭解國內情況。

隨後,賀子珍被安排在了哈爾濱總工會工作。1948年,隨著遼瀋戰役的順利結束,瀋陽解放了。轉年,賀子珍帶著毛岸青以及女兒李敏來到了瀋陽。

在瀋陽,賀子珍被安排在東北局財政部工作。在蘇聯的9年間,賀子珍吃盡了苦頭,再加上長征時受的傷,讓賀子珍飽受病痛的折磨。

為了照顧賀子珍,組織上準備給她配備一名女勤務兵。當時,賀子珍住在東北財政局給她提供的一棟宿舍樓中。在這棟樓中,還住著財政部所屬軍鞋廠的6名女青年團員。

見狀,財政部的領導告訴賀子珍,你就從他們6人當中挑選一人當你的勤務兵。

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,6名女共青團員依次走進一間教室內。賀子珍坐在臺下,一臉微笑地看著他們。

最後,賀子珍選了梳著短髮,穿著列寧服,個子高高的,眼睛大大的,還很愛笑的一個姑娘。

姑娘名叫尹淑蘭,來之前,財政局的領導告訴他們說,要從他們6人中選一人,為一位女紅軍首長服務。一聽到這訊息,幾個小姑娘高興得不行。

尹淑蘭被選中後,賀子珍拉著她的手親切地聊起了家常。當聽到她名字叫尹淑蘭時,賀子珍說:“‘淑’很配你的氣質,但是我們幹革命的,不能這麼嬌氣!”

尹淑蘭聽後便說:“那把‘淑’去掉,以後就叫尹蘭。”賀子珍本想和她開個玩笑,沒想讓尹淑蘭把名字改了。但是改都改了,就隨她去吧。

當天晚上,尹蘭就搬進了賀子珍的宿舍,從此和賀子珍同吃同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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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:1950年在南京。前排左起:賀子珍、賀小平、李敏、李立英,後排左起:賀敏學、毛澤東警衛員

昨天晚上,尹蘭激動的一夜沒睡。既擔心自己落選,又擔心被選上後服務不好這名老紅軍首長。尤其是聽說她還打過仗,在尹蘭的印象裡,軍人做起事來風風火火,脾氣也不好。

可隨著和賀子珍的接觸越來越多,尹蘭發現,賀子珍和印象裡的軍人完全不一樣。說起話來和聲細語,對她也很照顧,經常問她想不想家,吃的好不好?睡的好不好?

首長對自己如此的體貼入微,也讓尹蘭暗下決心,一定要服務好首長。

經過了解,尹蘭知道賀子珍老家是江西,喜歡吃辣椒。沒事的時候,尹蘭就會給賀子珍買點辣椒,或者是買點江西口味的東西。

有段時間,食堂每天的早飯都是豆漿、油條和雞蛋。吃雞蛋時,賀子珍總會將自己的那份帶給尹蘭和趙鈺等幾個年輕人,賀子珍還說:“你們是年輕人,正是長身體的時候,我胃口不好,吃的東西少,你們要多吃!”

那個年代,雞蛋本就是不可多得的營養,更何況賀子珍身體差,不吃雞蛋哪能行?

為了讓賀子珍吃得好點,尹蘭會到街上買點江西火腿,讓廚房師傅把火腿切成丁,攤到雞蛋餅裡面。

也只有碰到老家風味的東西,賀子珍才會多吃一點。

在東北財政局工作沒多久,賀子珍迎來了一位親人——賀怡。此時,距離兩人分別已經有十幾年時間。再次相見時,百感交集,抱頭痛哭,久久無法平復。

賀怡的到來,告訴了很多賀子珍去蘇聯後發生的事情。比如說賀子珍去蘇聯後,母親便去世了。去世後,是毛澤東找人安葬的母親,還給母親立了碑。

後來,胡宗南佔領延安,因抓不到毛澤東,便把母親的墳給掘了。收復延安後,毛澤東花了10塊銀元,請周圍的老鄉重新修繕了母親的墳墓。

賀怡還告訴賀子珍:“毛澤東對我和母親非常好,你不在的那些年,他也經常提起你。”說到這裡,賀子珍的眼淚忍不住得流了下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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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:賀子珍與賀怡

1949年,賀怡來看賀子珍時,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嬌嬌已經13歲了。在嬌嬌的記憶裡面,她只在小時候見過父親。但是時間太遠,完全忘記了父親的樣子。

在賀子珍的鼓勵下,嬌嬌用俄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。嬌嬌在信裡面問毛澤東:“他們都說你是我的爸爸,你是我的爸爸嗎?”

收到信的毛澤東非常高興,本想給嬌嬌寫封回信。但是寄信太慢,毛澤東又派去一封電報。電報中,毛澤東告訴嬌嬌:“我是你的爸爸,我很想你,希望你趕快到爸爸身邊來……”

從瀋陽到北京,可謂是路途遙遠。讓別人送又不放心,賀子珍過去又不合適。於是,護送孩子的任務落在了賀怡身上。跟著一起去北京的,還有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青。

而隨著毛岸青和嬌嬌的離開,賀子珍身邊一下子冷清了起來。有一天,尹蘭出門前,習慣性地向賀子珍彙報。她朝著裡屋喊了兩句“首長,首長”,可都沒聽到有人回答。

以為是出了什麼事兒,尹蘭趕緊往裡屋走,發現賀子珍正坐在窗前的桌子前發呆。尹蘭又叫了一聲“首長”,賀子珍這才緩過神來,他看著一臉稚嫩的尹蘭說:

“嬌嬌不在我身邊,我也把你當成女兒看待,你以後就叫我賀媽媽吧,別再叫我首長了,那樣顯得我們之間很生疏。”

就這樣,賀子珍成為了尹蘭的“賀媽媽”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了,有一次,尹蘭在幫賀子珍整理衣物。她把一件件衣服疊好,放進了一個栗色的樟木箱裡。

剛來第一天時,尹蘭就見過這個樟木箱。當時很納悶,這麼大的首長,怎麼用這麼舊的箱子?雖然有疑問,但是尹蘭從來沒問。

過了沒多久,東北財政局給賀子珍送來兩個新皮箱。拿著這兩個新皮箱,尹蘭對賀子珍說:“賀媽媽,領導給我們送來了兩個新皮箱,把那個舊的木箱子丟了吧,換成這個新的用!”

賀子珍抬頭看著尹蘭,若有所思地說:“孩子,你可別小看了這個小木頭箱子,非常珍貴的!”箱子有什麼故事?這還得從長征時說起!

1935年,遵義會議結束後,終於確定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,而他的工作也越來越多。紅軍長征途中,賀子珍和毛澤東不在同一個營地。那段時間,賀子珍也不再是毛澤東的祕書。

賀子珍的勤務兵,保管楊開慧遺物45年,72歲時哭訴不能再放我這了

圖:賀子珍 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陝北 夫妻兩人在延安鳳凰山的窯洞前

可但凡有空,賀子珍都會來幫毛澤東,幫他抄電報整理檔案。長征途中條件差,沒有辦公的地方,賀子珍便在兩個鐵皮檔案箱上鋪上紅布毯,當成辦公桌。

而她則找塊石頭,或者小板凳,用膝蓋當桌子來工作。一有重要檔案或者是東西,賀子珍都會把它裝進那個檀木箱子中。

原來,楊開慧當年和毛澤東分別時,給毛澤東送了個箱子。這也是毛澤東身邊為數不多的,楊開慧送的東西。

楊開慧犧牲後,毛澤東對這個箱子珍惜萬分。幾次反圍剿的途中,都隨身攜帶著這個箱子,長征途中亦是如此。

長征結束後,因為種種原因,賀子珍與毛澤東之間產生了隔閡,執意要離開延安。當時,賀子珍離開延安除了和毛澤東吵架外,還想到大城市去看病。

長征途中,賀子珍遭遇危險,一顆炸彈直接在她身邊炸開,體內有多塊炸彈碎片遲遲未能取出。因此,賀子珍當時還想去上海取彈片。

剛走到西安時,便得知上海淪陷,賀子珍也被迫滯留在了西安。毛澤東得知後,立刻派警衛員帶去一封求和信,還有一個裝滿日用品的木箱。

而這個木箱子,就是楊開慧當年送給毛澤東的那個。毛澤東讓人把這麼重要的箱子送給賀子珍,求和的態度已經很明確了。但是賀子珍性格直,還是沒回去。

就這樣,陰差陽錯之下,賀子珍帶著箱子離開毛澤東,來到了蘇聯,而這一走就是9年時間。而那個箱子,也一直被賀子珍帶在身邊,小心翼翼的呵護著。

瞭解了木箱子的沉重歷史,尹蘭也越發地珍惜起這個箱子了。每次拿取東西時,都小心翼翼的開啟再鎖好。沒事時,還會用乾布擦拭箱面。

1949年4月,賀子珍離開瀋陽,去上海投奔哥哥賀敏學。途經天津時停留了一段時間,準備在這裡見見女兒嬌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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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:賀子珍與女兒嬌嬌

來到天津沒多久,嬌嬌就被毛澤東的衛士送了過來。嬌嬌在天津待了10天左右,這10天中,嬌嬌除了陪媽媽外,便一直和尹蘭一起玩。很快,兩人就成了好朋友。

10天后,嬌嬌要回北京了,尹蘭給她買了雙白色的學生涼鞋。而嬌嬌也把脖子上的一條綠色瑪瑙項鍊摘下,送給了尹蘭。兩人約定,過段時間在上海見面。

後來,嬌嬌每次去上海的時候,都會把尹蘭當姐姐一樣,而尹蘭也會教嬌嬌寫字,帶著嬌嬌在上海逛街。

1950年冬天,賀子珍把尹蘭和外勤祕書關英叫到房間中。她對兩個人說:“你們年齡也大了,不能總在我身邊待著,你們要出去學點東西,將來好建設社會。”

賀子珍還對他們說:“我已經和東北財政局打過招呼,你們兩個回到瀋陽後,直接去瀋陽財經學院學習就行了。”

離別的前天晚上,賀子珍又找到兩個人,他對兩個人說:“你們在我身邊的這段經歷,不要對任何人講起,否則容易惹來麻煩。”

不僅如此,賀子珍還讓他們把之前的合影剪掉。無論是尹蘭還是關英,都無法理解賀子珍的做法。儘管如此,還是按照賀子珍的吩咐去做。

當天晚上,賀子珍送給關英一個旅行包,給尹蘭送了一個小木箱。而那個木箱子,正是楊開慧的遺物。因使用時間太長,箱子表面已經斑斑駁駁。

轉天,賀子珍在上海火車站送別兩個人。臨上火車前,賀子珍不放心地叮囑著尹蘭說:“你一定要保護好箱子,只有在你這裡我才能放心,等主席終老,你替我把這個箱子送過去!”

說著說著,火車就要開了。站在站臺上的賀子珍,不斷地向火車上的兩人揮手告別。兩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,這一別竟然是永別。

回到瀋陽後,尹蘭順利地進入瀋陽財經學院學習,完成學業後被分配到瀋陽財政部工作,後來又被調到中科院。

正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,來給尹蘭說親的人快要把門檻踏平了。可不管對方條件再好,尹蘭都不願意點頭。後來她說,要嫁也得嫁個軍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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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:尹蘭與丈夫張文忠

原來,在賀子珍身邊時,賀子珍經常對尹蘭說,以後要找個軍人當丈夫。從賀子珍身邊離開後,尹蘭一直記得這句話,所以她一直在等著一個軍人。

直到有一天,又有人來給她介紹,這次是個軍人,名叫張文忠。16歲就去當兵了,從江蘇打到東北。流過不少血,膝蓋上還種過子彈。命好,取出來後沒留下後遺症。

就這樣,尹蘭與張文忠走在了一起,1955年時組建了家庭。本想著日子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一生,可上天卻給尹蘭開了兩次玩笑。

第一次的時候,尹蘭患上了急性腎炎,後來又發展成尿毒症。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,這都是一種極難治療的疾病。對於剛剛結婚的尹蘭來說,實在是無法接受。

後來,尹蘭不吃飯,不喝水。因為尿毒症,全身水腫。那段時間,尹蘭簡直放棄了生的希望。

直到有一天,丈夫張文忠給她換衣服時,正好翻到了那個木箱。看到木箱的那一刻,尹蘭整個人都愣住了。她突然想到,她還沒完成賀子珍的任務,她不能走。

於是,尹蘭開始配合治療。吃不下的藥,硬著頭皮也得吃。結果,尹蘭的病竟然慢慢好了。而給她看病的那家軍醫院,也受到了上級的嘉獎!

第二次是1974年10月31日,尹蘭的丈夫張文忠不幸去世。去世時,張文忠才50多歲。愛人的離世,讓尹蘭一下子被卸去所有的力氣。

屋漏偏逢連夜雨,兩個孩子也在生病,大兒子得了天花,小女兒得了急性肺炎。一邊是丈夫去世,一邊是兩個孩子生命垂危,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了。

給孩子看病期間,尹蘭不止一次的想著一死了之。可當想到賀子珍交給她的任務還沒完成時,尹蘭又趕緊放棄了這個念頭。

幾十年來,不管走到什麼地方,尹蘭總會隨身攜帶這個箱子。這時,箱子已經非常舊了。身邊的人也不止一次的勸尹蘭,把箱子扔了,換個新的。

箱子這時不僅僅是賀子珍的囑託,還幫助尹蘭挺過兩次人生難關。可這一切,她都不能對外人說。

賀子珍的勤務兵,保管楊開慧遺物45年,72歲時哭訴不能再放我這了

圖:賀子珍保留的楊開慧的箱子

就連入黨申請書,尹蘭都不知道就著燈光寫了幾百上千封,可每到天亮時,都會撕碎扔到垃圾桶裡面。因為想要入黨,就要審查歷史。

尹蘭清楚地記得,賀子珍在分別時的前一晚叮囑他們:“你們在我身邊的這段經歷,不要同任何人講起。”直到這時,尹蘭才理解了賀子珍的話。

1976年,隨著四人幫的解散,尹蘭感覺春天終於來了。20多年的委屈,一定要向賀媽媽傾訴。

尹蘭想去上海,想去北京,想要去找賀子珍。可她翻遍報紙,都找不到有關於賀子珍的報道,她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賀子珍。

1984年4月26日,尹蘭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得知了賀子珍去世的訊息。當天的報紙上,也刊登了賀子珍的兩張照片。

這是分別20多年後,尹蘭再一次見到賀子珍。只是沒想到,是以這樣的方式。

得知賀子珍去世的噩耗後,尹蘭內心悲痛萬分,她不知道手中的箱子該怎麼辦,她也不知道二十幾年的委屈該向誰說。

1993年,恰逢毛澤東百年誕辰。尹蘭找到報社的記者,將箱子背後的故事告訴給了他們。那年,尹蘭已經72歲了,她飽含著熱淚對記者說:

“這箱子不能再放我這兒了,多放一天,我就會不安寧一天。我已經72歲了,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將它放到博物館中。萬一將來出了問題,我沒辦法向賀媽媽交代。”

後來在記者的帶領下,找到了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女兒李敏,並轉交了尹蘭的親筆信。說起尹蘭,李敏回憶說:“我記得她,她以前還教過我寫字。”

當從記者這裡得知箱子的事情後,李敏也不禁掉下了眼淚。就這樣,箱子被送到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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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:尹蘭和曾經在賀子珍身邊一起工作過的戰友趙鈺

記者回到哈爾濱後,將箱子的去向告訴尹蘭時,老人欣慰地說道:“我的心願了了,死也能死得瞑目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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