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年前,一位教授“直諫”鄧小平,從此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


1977年10月21日傍晚,新聞聯播中的一條訊息如同驚雷一般,傳遍了大江南北——高考要恢復了!

無數的青年人,站在田間地頭、工廠車間,豎起耳朵聆聽著,心臟也開始瘋狂地跳動。

僅僅2個月之後,1977級的570萬考生風塵僕僕地走進考場,

而在緊隨其後的1978年夏天,又有610萬青年人湧上了高考的“獨木橋”……

在短短的9個月時間裡,1180萬中國青年的人生,開始慢慢地發生改變。

對於開啟高考這扇大門的鄧小平,他們發自內心的感激,這份感激,在多年之後,化作了一句所有人耳熟能詳的口號——小平您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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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當時,他們並不知道,還有一個人,曾經悄悄地推動了他們的命運之輪。


01“我只是說了真心話”

1977年7月,鄧小平第三次復出,開始主管全國的科學教育工作。

一個月之後,在鄧小平的要求下,來自全國各個科研機構和高校的33名教授齊聚北京,開始討論未來科學教育的發展方向。

在這些人中,有大名鼎鼎的“中國克隆之父”童第周、“東方第一幾何學家”蘇步青、“人民科學家”吳文俊、經濟學巨擘于光遠……

與這些人相比,“年僅”52歲,來自武漢大學的電化學教授查全性,毫無疑問是個後生晚輩。

然而,誰也沒有想到,正是這個“小字輩”,在未來幾天內,將要語驚四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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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全性院士(1925.4.11-2019.8.1)

1977年8月4日,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西廳裡,由鄧小平親自主持,“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”拉開了帷幕。

雖然在會議前,鄧小平已經反覆表態:“想說什麼說什麼”、“自由一點,什麼話都可講,這裡沒有棍子”,但在起初的兩天裡,會場的氣氛還是拘謹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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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小平在座談會上與專家談話

直到8月6日,這一局面才發生了改變——

這一天,清華大學校長劉達提出,各地推薦上來的大學生文化水平參差不齊,有的甚至只有小學水平,進了大學,還得給他們補中學課程。

聽了劉達的發言,大多數時間都在認真聆聽的鄧小平插了話:“那就叫清華中學、清華小學好了,還叫啥子大學!”

鄧小平的這句話,彷彿在堤壩上鑿了一個口子,早就憋了一肚子話的查全性再也忍不住了,輪到他發言時,查全性便竹筒倒豆子一般,將心裡話都說了出來:

“大學生的質量得不到保證,一是中小學質量不高,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,主要還是招生制度……現行招生制度有四大嚴重弊病:1、埋沒人才;2、工農子弟很難上大學;3、敗壞社會風氣;4、嚴重影響中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……我呼籲,今年開始就要當機立斷,下更大的決心,否則,又是一二十萬人的質量問題!”



多年之後,在回憶起這段經歷時,查全性教授說:“我只是說了幾句真心話”,因為這些話,都是現實存在的問題——

從1972年開始,大學陸續恢復招生,但實行的卻是以“自願報名、群眾推薦、領導批准、學校複審”為核心的推薦制度。

按照這套標準,學生的“出身”成了硬槓槓,而“領導批准”則成了某些人以權謀私的工具,最關鍵的文化水平卻被降低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,僅僅要求“一般”即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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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的“政審”表

在這種情況下,大學的教育質量自然是難以保障的——

1977年,《人民日報》在頭版報道了上海市對新分配到全市科技系統大學生的考試結果:在事先留有複習時間的情況下,竟然有68%的人數學不及格,70%的人物理不及格,76%的人化學不及格,更有甚者,有的大學生對自己專業的基礎知識“一個問題也回答不出”。

更要命的是,在高考暫停的11年中,我國的高等人才“量質齊減”——根據史料顯示,1965年,我國入學的大學生人數大約為69.5萬人,而到了1972年,入學人數已經銳減為20萬人左右,經過幾年恢復,到1975年,入學人數也不過只有58.4萬人。

難怪鄧小平會痛心疾首:

“同發達國家相比,我們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後20年,科研人員,美國有120萬、蘇聯有90萬,我們只有20萬,還包括老弱病殘……沒有知識、沒有人才,怎麼上得去?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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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載恢復高考訊息的《人民日報》

可以說,查全性的發言不僅僅代表他自己,也是參加會議全體專家的心裡話。因此,當他發言結束後,教育部長劉西堯、中科院副院長李昌等人紛紛表示贊同,認為哪怕推遲考試和入學時間,也應當在1977年恢復高考。

聽了大家的意見,鄧小平高興地笑了,他一拍扶手:“改嘛!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,就堅決改嘛!”

8月8日,在這次會議結束前,鄧小平再次明確地宣佈:“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,不要再搞群眾推薦……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、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。”

一個影響了中國未來的決策,就這樣形成了。


02從手忙腳亂到井然有序

雖然制度已然發生了變化,但在11年的停滯後,再次重新啟動的高考,不免讓許多人都手忙腳亂起來——

第一個問題,就是要完善配套的制度。

在確定恢復高考的最初意見中,招生物件包括工人、農民、知識青年、複員軍人、各級幹部以及應屆畢業生,但招生年齡卻限定為25歲,這就把許多在1965到1970年之間畢業的青年人擋在了大門之外。

更現實的一個問題是,在高考停頓的11年裡,許多青年人已經成家立業,甚至有了好幾個孩子。進入大學學習,就意味著他們在未來的4年中,將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,養家餬口的壓力非常大。

正因如此,經過反覆討論,國家對於“實踐經驗比較豐富,並鑽研出成績或確有專長”的青年,將入學年齡放寬到30歲,同時規定,只要達到規定工齡,學生可以帶薪入學,畢業後,再回到原單位參加工作。

這樣一來,青年人的熱情徹底被激發出來了,在全國各地的報名點,人群排成了長龍,隨處可見抱著孩子排隊報名的青年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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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父親帶著孩子的報名處填表

第二個問題,是資金和物資。

數百萬人蔘加的大型考試,所需要的資金自然是一個天文數字,但是,由於1977年的高考屬於臨時變動,在國家的資金預算中並沒有這一筆開支,這筆錢從哪裡出?

此外,為了準備這次考試,需要巨量的紙張來印刷考卷,這些紙張從哪裡來,又成了一個大問題。

如果放到今天,這些問題壓根不成其為問題,但在那個資金、物資極為緊缺的年代裡,這個問題卻變得極為棘手,甚至被提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進行討論。

——在國家最高級別會議上討論高考卷子怎麼印,這一情景,堪稱空前絕後。

最終,還是鄧小平拍板,不要增加群眾負擔,除了每人收取5毛錢的考試費,其他費用缺口,由國家進行補貼。

印考卷沒有紙,就先呼叫印刷《毛澤東選集》的紙張來印考卷,數量不足的話,由各地政府想辦法補齊。

正因如此,在1977年的高考中,為了節省紙張,出現了大量只有32開大小的考試卷,就是在這麼一張小小的紙張上,數百萬青年人開始向新生活發起了衝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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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,山西省高考語文試卷

第三個問題,就是出題了。

1977年的高考,是各省單獨出題進行考試,由於已經11年沒有進行高考,沒有現成的考卷可以參考,學校的老師們對大量社會考生的文化水準也心裡沒底,這套考題怎麼出,就得頗費思量。

最終,經過反覆考量,各省的高考試卷出爐了,而其中的題目,更是五花八門——山西省的語文試卷,連作文在內,總共只有4道題;湖南省的語文考卷,第一題考的是根據拼音寫漢字;如今的高考大省山東,在最後一道壓軸題中,考的是標點符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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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山東高考語文試卷

這些考題,在如今的學生眼中,基本就是送分題,但在當時,卻著實難倒了許多人——根據資料顯示,1977年高考,在總共5門、滿分500的情況下,全國最高的錄取分數線也不過是河北省的330分(文理同分),也就是隻要平均分達到66分,就能上大學。

即便如此,在570萬考生中,最終錄取的只有272971人,錄取率為4.8%,直到現在,也是中國高考歷史上的最低值。

這份沉甸甸的資料,不僅表明了當時我國教育水平的現狀,更凸顯了恢復高考的必要性——如果再晚幾年恢復高考制度,全體人民的知識水平還會下降到什麼程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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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7年的高考考場

經過1977年底的這次“實戰”,在11年停頓中鏽跡斑斑的教育齒輪和鏈條終於吱呀作響的開始轉動了——僅僅半年之後,1978年的高考便恢復為全國統一出題、統一時間考試,經費和物資也有了更好的保障……

中國教育的血脈,開始流通。

中國未來的希望,正在醞釀。


03“新三屆”

在接踵而至的1977、1978兩屆高考中,忙到焦頭爛額的,不僅僅是教育部門和各個學校,還有3000餘萬適齡的青年人。

與如今坐在教室裡安心備考的學生不同,這些青年人中的絕大多數,都已經參加工作,他們的大多數時間,都貢獻在了鄉村、工廠以及全國的各行各業中,複習,對他們來說是個奢侈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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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林場勞動的青年們

1997年,《人民日報》舉辦了“恢復高考20年回顧”徵文,來自全國各地的稿件如同浪潮一般,湧進了編輯部裡——

根據一位讀者的回憶,1977年高考前,他已經是一個熟練的農民,正忙著整修水渠,為來年的春耕做準備。

在僅有的一個多月備考時間裡,他白天在工地上忙碌,晚上回到家裡,便趴在小小的煤油燈下複習,由於光線實在太暗,他只能把頭深深地埋下去,頭髮被煤油燈烤糊了好幾回。

高考結束的第二天,他又挑起土簍,回到了工地上。當錄取通知書送到他手裡的那一刻,他緊緊攥著那張紙,失聲痛哭起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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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的錄取通知書就是一張薄紙 北大也不例外

這樣的場景,絕不是一個人的獨特經歷,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回憶。

當恢復高考的訊息傳來時,絕大多數年輕人從最初的興奮中清醒過來後,便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之中,而焦慮的來源很簡單——沒書。

經過11年的停頓,絕大多數青年人的高中課本早就不知去向,如果當時誰能有一套完整的高中課本,絕對是十里八村的風雲人物。

當時的許多青年人,紛紛跑到各地的廢品收購站,在堆積如山的廢紙堆裡翻找著,如果能找到一本高中課本,那種興奮程度,不亞於在潘家園地攤上淘到一件真貨。

根據許多1977年考生的回憶,當時許多地方的高中舊課本,已經炒到了5元一本的“天價”,大批囊中羞澀的青年人,只能到處託人借來課本,夜以繼日地抄寫一份,用來複習。

——當我查詢資料,看到這一段時,突然感覺自己複習材料滿天飛的高中時代,從某種意義上講,竟然是一種幸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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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年代的遼寧省中學數學課本

這一情況很快引起了國家的重視,為了給最廣大的青年人提供複習資料,中央安排上海科學出版社重新校對、發行了1962年版本的《數理化自學叢書》,在1977年高考前突擊上市。

這套總共17冊的叢書剛一上市就引起了轟動,在各地新華書店裡,擠滿了搶購的人群,在短短數月的時間內,這套定價11.73元的從書就賣出了435萬套,簡直是“洛陽紙貴”的情景再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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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數理化自學叢書》

1977年高考結束後,教育部又專門組織編寫了《1978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大綱》,供1978年的考生複習使用。

可以說,在當時的那個年代裡,為有志於學的青年提供一切便利,絕對是國家考慮的頭等大事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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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的清華大學教室 座無虛席

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,一批批經過社會磨礪和考試檢驗的人才陸續走進了大學校園,如飢似渴地學習著知識,並逐漸成長為支撐未來中國的尖端人才——

1977年,甘曉華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學,在33年後,他成了中國航空發動機領域的翹楚,胡錦濤總書記為他親記一等功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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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曉華

無獨有偶,距離甘曉華1200多公里的西安,在西北工業大學的一個宿舍裡,未來將走出研製殲15、殲20、運20的3名總工程師,被如今的網友稱為“最牛宿舍”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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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之利器殲20

1978年,從浙江的一個小村子裡,已經回鄉務農3年的丁仲禮考上了浙江大學地質系,31年後,他將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,為13億中國人的平等排放權據理力爭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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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仲禮院士

同樣在1978年,揣著一包雞蛋和60多張照片的張藝謀走進了北京電影學院的校園,與陳凱歌、田壯壯、顧長衛成了同學,未來的中國“第五代”導演集體初見雛形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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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藝謀

在遙遠的重慶,羅中立走了幾十裡山路,考上了四川美術學院,僅僅4年之後,他的一幅《父親》,感動了無數的中國人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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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中立《父親》

在新中國的歷史上,1977、1978、1979這三年入學的大學生,構成了傳說中的“新三屆”,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中,他們已經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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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高考衝刺的學生們

重啟的高考制度,縱然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,但不可否認的是,它仍然是人類發展歷史中最為公平的階層上升渠道。

在之後的40多年裡,無數的中國青年,通過這場考試,真真正正地改變了自己的命運。

正因如此,我們更不應該忘記主導了這場變革的鄧小平,還有“敢為蒼生說真話”的老教授查全性,以及在恢復高考過程中貢獻了自身力量的每一個人。

謹以這篇小文,向他們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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