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生前,有人讓他用一句話概括自己,他想了想說:“我大概是一箇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。”也正是這樣的脾性,使他聞嗅到一抹辛勞、篤實、輕甜、微苦的生活氣息,也成為了擁有赤子之心的人。

這個老頭兒的第一嗜好是吃,文人氣裡混雜著煙火氣。從高郵鹹鴨蛋到昆明米粉,他的目光所及之處,皆是趣事。儘管活在這世上有過各種創傷,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。

剛剛過去的2020年,是汪曾祺誕辰100週年。

這一年發生的一切,讓人感慨世事無常,讓人不得不在口罩的裹束下反思:該怎樣度過這一生?在這世上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,有不同的命運軌跡,也將有不同的歸宿,但一切的前提是:好好活著。像汪曾祺先生那樣,在兵荒馬亂的歲月湍流中,不慌不忙,好好活著。

1937年,昆明冬夜的街很黑,犬吠的聲音自遠處幽幽傳來,聽起來好像低聲的哭泣,在解釋一個說不清的痛處。

這一晚,日軍佔領江南,警報在西南聯大長鳴,學校的師生紛紛往郊外奔逃。

眾多紛亂中,十七歲的汪曾祺不慌不忙,手裡緊緊攥著一塊點心,朝著有松林的地方藏身。

同學們都說他跑錯方向了,很危險。

他邊吃邊躲,笑著說道:“那裡有松子可以吃,死也不做餓死鬼。”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資料畫面:西南聯大學生“跑警報”

從抗日戰爭時在炮火連天中讀書,到被下放農村改造。

在汪曾祺77年的人生旅途中,他總覺得人不管走到哪一步,總得找點樂子,想一點辦法,老是愁眉苦臉的,幹嘛呢?

汪曾祺歷經時代的變革,一生所遭受的磨難不可謂不多,他卻對生活自始至終保有熱情,從未自怨自艾。

去年是汪曾祺誕辰100週年,這個老頭兒的第一嗜好是吃,文人氣裡混雜著煙火氣。

從高郵鹹鴨蛋到昆明米粉,他的目光所及之處,皆是趣事。

汪曾祺是個凡人,亦是個妙人。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認為人生如夢,自己入的卻是真情。世界先愛了他,他不能不愛它。

對於世間萬物,他都持有一份關切之心。

汪曾祺出生於1920年3月5日,正月十五元宵節。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,到了這天,家家戶戶吃元宵,南北皆然。

他自認為沾了這個光,於是每年自己的生日都不會忘記。

汪曾祺的家鄉是江蘇高郵,在運河的旁邊。運河西邊,是高郵湖,農民幾乎家家都有船,那裡的水總是柔軟的,靜靜地流著。

水不自覺中成了汪曾祺後來一些小說的背景,並且也影響了他平和的性格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在家鄉高郵的蘆葦蕩裡

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貢”,這是略高於“秀才”的功名。母親在他三歲那年因身患肺病去世了。

汪曾祺的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,金石書畫皆通,還是個體操運動員。

他後來在書中寫道:“如果我還不算太笨,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裡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係。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,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。”

讀初中後,汪曾祺的父親建議他寫魏碑,寫《張猛龍》。他買來一種稻草做的高二尺,寬半尺,粗而厚的紙,每天寫滿一張。

十幾歲時,汪曾祺就學會了抽菸喝酒。他與父親對坐飲酒,抽菸一人一根,那叫一個痛快。

十七歲那年,他戀愛了,在家奮筆疾書寫情書,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。

多年父子終成兄弟。受父輩影響,汪曾祺養成了隨性、淡泊的性格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年輕時的汪曾祺

戰亂年代,他勉強讀完中學。

1939年,汪曾祺帶著一本《沈從文小說選》,從上海經香港、越南到昆明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。

當時他在投考志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,是衝著沈從文去的。

那年,汪曾祺19歲,沈從文37歲。

作為沈從文的嫡傳弟子,汪曾祺後來的文風受沈先生影響極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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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與沈從文

他常常從沈從文那裡借書看,有一次,在書的某頁,看到沈先生題了一筆:某月某日,見一個大胖女人過橋,心裡很難過。

這條筆記讓汪曾祺揣摩良久:這是個什麼大胖女人,為什麼沈先生看見了大胖女人會很難過呢?

這一師一徒,折射出某種悲天憫人的情懷。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當時,西南聯大學風自由,汪曾祺愛玩愛吃的天性得到了充分釋放。

他常常逃課去逛翠湖,和同學泡茶館,下館子,吃遍雲南小吃。

什麼汽鍋雞、烏鍋貼魚、腐乳肉、火腿月餅之類的雲南名吃他都吃了一個遍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吃窮了,他就給同學當槍手代寫文章,賺點零花錢。聞一多看完文章後,讚不絕口:“比汪曾祺寫得好多了!”

汪曾祺除了愛吃,還愛酒。

有一次他喝得爛醉,癱在路邊。沈從文經過,以為是個難民,走進一看,才發現是汪曾祺,只好和幾個學生一起把他從街上抬回宿舍。

灌了好些釅茶,他才清醒過來。

汪曾祺的室友,後來的歷史學家何兆武在《上學記》中這樣描述他:

“那時候的他頭髮留得很長,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,釦子只扣兩個,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,經常說笑話,還抽菸喝酒,很頹廢的樣子。”

沒人相信,這個學渣日後會成為西南聯大培養的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。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天性愛玩,但閱讀量極廣,他常常因為一本喜歡的書,在圖書館通宵研讀,頗富文名。

沈從文對他更是偏愛,不僅給他的習作課打出120分的高分,還將他的作品寄往各大雜誌,稱比自己寫得還好。

沈從文說他:“最可愛還是態度,寵辱不驚。”

汪曾祺年輕時讀書很雜。大學時讀過尼采和叔本華,後來讀過一點薩特。

有一陣,他迷戀上了莊子。但是他感興趣的是其文章,不是其思想。

汪曾祺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大。一箇中國人或多或少,總會接受一點儒家的影響。

他覺得孔子很有人情味兒,從《論語》裡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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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大學後,汪曾祺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。《小學校的鐘聲》和《復仇》便是這時寫的。

也是在這幾年,他遇到了後來相伴一生的妻子施鬆卿。兩人同在中國建設中學教書,也同從西南聯大畢業。

1950年,汪曾祺與相戀六年的施鬆卿結婚了。

沒有那麼多的繁文縟節和儀式,兩人到一家小飯館裡吃碗麵就算結婚了。

汪曾祺的子女曾經打趣母親:“你不是說當時中文系的人都土得很,穿著長衫,一點樣子也沒有嗎?那你怎麼看上爸爸了。”

施鬆卿得意地說:“有才,一眼就看得出來。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與妻子施鬆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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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看汪曾祺吃吃喝喝,肆意人間,可在那個動盪的年代,一切都身不由己。

他也曾遭受過命運的蹉跎。

王小波說:“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,就是生活在了不理智的時代。”

1958年夏,38歲的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農村,進行勞動改造。

走之前,他留下紙條:“鬆卿,等我4年!”

那年,汪曾祺38歲,施鬆卿40歲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與妻子施鬆卿

從這之後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結束,施鬆卿始終守著3個幼小的孩子艱難生活。

一個文弱書生每天要扛170多斤的糧食,還要砌豬圈、刨豬糞……別人都苦不堪言,汪曾祺卻樂觀得很。

旁人的悲觀情緒沒有影響到他,不自由的日子裡,他除了看書,還下河摸魚,用吃與玩打發時間。

他說:“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,只有我這裡一點是熱的。”

接近不惑之年的汪曾祺展望前路,如霧裡觀河,模糊不定,卻從未心灰意冷。

有次勞動的時候,他撿到一個大蘑菇,捨不得吃,等到過年回家時,給家人做了一道蘑菇湯,還感慨道:

“我當了一回右派,三生有幸,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”

後來文革來了,汪曾祺被髮配到偏遠的馬鈴薯研究站。早上起來,他到地裡掐一把花、幾隻葉子,回到屋裡,就開始對著實物畫“馬鈴薯圖譜”。

在旁人看來枯燥的生活,他總能想辦法找到樂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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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期間,他讓妻子寄的最多的就是稿紙和毛筆,而且毛筆還得是汪曾祺點名要的那種雞豪毛筆。

在浩劫歲月裡還能有這種閒情逸致,汪曾祺怕是空前絕後第一人。

女兒汪朗說:“爸爸的腦子,似乎特別不願意記住那些悲苦的東西,更不願意將它們訴諸文字。”

汪曾祺其實寫過不少反思的小說,但都是淡淡的,有一種溫潤含蓄的笑意。

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,他都如水般溫和,甚少悲觀處世。他說自己的性格就不是一個抗爭的人。

有人曾問汪曾祺:“這麼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?”

他回答:“隨遇而安。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比同時代的很多文人幸運,在命運的凜冽侵蝕下,家庭成員之間也並未隔閡反目。

漸至晚景,老汪一家人終於過上了安穩日子,膝下的兒女也漸漸長大。

老頭兒,是汪曾祺在家中的“別號”。

夫人叫他“老頭兒”,三個兒女也這樣叫他,就連他的小孫女也這樣叫。有時外人來了,弄得人家不解:這家人怎麼回事?沒大沒小。

汪曾祺一向主張父母與子女之間應該平等相處,從不講究什麼父道尊嚴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全家福

汪曾祺甚至還寫過一篇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:

“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,充滿人情味的家庭,首先必須做到‘沒大沒小’。父母叫人敬畏,兒女‘筆管條直’最沒有意思。”

只有喝多了酒之後,他才敢為自己爭取地位:“你們對我客氣點,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!”

有年輕作家到家裡來,見到汪曾祺很緊張,兩個女兒就安慰他們:“別怕,他在家裡最沒地位了,我們都欺負他,他還樂在其中。”

兒子談戀愛,汪曾祺也像當年自己的父親那樣,採取“聞而不問”的態度。

瞭解,但不干涉,尊重孩子的選擇。

在汪曾祺看來,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,他們的現在,和他們的未來,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。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認為自己是一個極其平常的人。他不求深刻,只求簡單。

在他的眼裡,滿世界都是好玩的東西。比如沒事的時候會為梔子花鳴不平:

“梔子花粗粗大大,又香得撣都撣不開,於是為文人雅士不取,以為品格不高。梔子花說:‘去你的吧,我就是要這樣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們他媽的管得著嗎?’”

他的文字中,沒有那種大悲的東西,也沒什麼華麗的詞藻,常常帶著一股幽默與坦率。

他文章寫得好,全家人都同意。唯一投反對票的是孫女:“爺爺的文章一點也不好,和別人的不一樣,沒詞兒!”

當時她上小學,老師讓班上的同學從名著中找點花哨的詞藻用在作文中。她在“老頭兒”的文章中認真找了半天,毫無所獲,於是很不開心。

汪曾祺聽了之後哈哈大笑:“沒詞兒,好啊。”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作家賈平凹說:汪是一文狐,修煉成老精。

有人曾問汪曾祺為何寫作,他回答:

“從小到大,數學不佳。考入大學,成天泡茶。讀中文系,看書很雜。偶寫詩文,幸蒙刊發。百無一用,乃成作家。”

坦蕩謙虛的回答中,透露著幾分天真與玩世不恭。

生活可以好玩,但是永遠不要表演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汪曾祺大概算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。

現實主義,顧名思義就是真實地寫自己所看到的生活。

汪曾祺聲稱自己的作品,沒有什麼深刻的東西。可他對筆下的人物是有著強烈共情心的。

他自小生活在那條簡單的街道上,接觸的便是平常的市民。但汪曾祺並不鄙薄他們,他從這些小人物的身上發現了一些美好的、善良的品行。

他試圖讓後人從這些小人物的故事中,得到安慰與溫暖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不少人評價汪曾祺是“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,最後一個士大夫”。

只是作為士大夫,不是應以天下為己任嗎?

在汪曾祺的眼中,沒有那麼多巨集大的主題,只有眼前熱騰騰的煙火氣。

大多數人對汪曾祺的第一印象,都來源於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那篇《端午的鴨蛋》,能滋出油來的紅彤彤的高郵鴨蛋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他曾經這麼稱讚自己家鄉的鴨蛋:曾經滄海難為水,他鄉鹹鴨蛋,我實在瞧不上。

四方食事,不過一碗人間煙火。你的味覺便是你的鄉愁。

愛寫美食,當然也愛做美食。例如那道著名的塞餡回鍋油條,看得讓人直流口水:

“油條兩股拆開,切成寸半長的小段。拌好肥瘦各半的豬肉餡,餡中加鹽、蔥花、薑末。用手指將油條小段的窟窿捅捅,將肉餡塞入、逐段下油鍋炸至油條挺硬,肉餡已熟,撈出裝盤。此菜嚼之極酥脆,聞之真可聲動十里人。”

汪曾祺是極少熱愛做飯的文人,他的好手藝聲名遠播。

每當有其他地方的學者來北京採訪汪曾祺時,中國文聯不讓大家去飯店就餐,而是直接讓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大吃一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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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表示自己最大的樂趣,就是看家人或客人吃自己做的飯菜盤盤見底,那一臉得意的笑容甭提多開心了。

菜市場是汪曾祺最喜歡的去處,在他眼裡,生活就該是熱氣騰騰的:

“到了一個新地方,有人愛逛百貨公司,有人愛逛書店,我寧可去逛逛菜市場。看看生雞活鴨、新鮮水靈的瓜菜、彤紅的辣椒,熱熱鬧鬧,挨挨擠擠,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。”

汪曾祺當然也心懷蒼生,因為蒼生一直在他的筆下,認真地生活。覺得日子難熬,就喝口熱湯。

人間市井,在汪曾祺的筆下卻散發著濃郁的溫情與天真之氣。

晚年的汪曾祺,養成了靜坐的習慣。他家裡有一對舊沙發,有幾十年的歷史了。他每天早上泡一杯茶,點一支菸,窩在沙發裡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雖是悠然獨坐,然而浮想聯翩。一些故人故事,一些聲音、一些顏色、一些語言,會逐漸在他的眼前清晰,生動起來。

這樣連續坐幾個早晨,想得成熟了,就能落筆寫出一點東西。汪曾祺的一些小說散文,常得之於清晨靜坐之中。

在一個午後,汪曾祺重新拾起筆,發表了《受戒》,字裡行間沒有絲毫抱怨,依然一副溫情從容的閒適。

對此,他說:“我的性格就不是一個爭的人。不控訴、不置惡語,哀而不傷,怨而不怒。”

人可以無知,但不可以無趣。

汪曾祺抱著這樣的心境生活著,讓世間萬物不困於心,灑脫地遊蕩於人群之中。
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1997年5月16日,77歲的汪曾祺因病去世。

他對小女兒說:“出院後第一件事,就是喝一杯晶明透亮的龍井茶。”

這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。

還沒等到女兒將透亮的龍井端來,他已經安詳地閉上了眼睛。

汪曾祺生前,有人讓他用一句話概括自己,他想了想說:“我大概是一箇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。”

也正是這樣的脾性,使他聞嗅到一抹辛勞、篤實、輕甜、微苦的生活氣息,也成為了擁有赤子之心的人。

“人間玩夠了,我走了”

這不啻於跌宕年代的理想主義。通透如汪曾祺,看盡人間百態,仍然願意熱愛世界。

他生前曾說:

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,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,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。人,是美的,有詩意的。”

老先生已然如願。

後人在他的經歷與文學作品中,看見他對所有苦難微笑示意,之後將它們化成浩渺煙波與人間草木。

在這個過程中,有人得到了某種愈發堅定的勇氣。

儘管活在這世上有過各種創傷,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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