屢屢被罵的張藝謀,真的一無是處嗎?



“拓荒者”張藝謀

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以罵張藝謀為樂,而自己不努力起來建設中國電影,中國電影未來很灰暗。

——@知乎使用者 呂海

01

“我對不起我父親。”

1997年,正在義大利導演歌劇的張藝謀,接到一通國內電話,“父親去世了。”

在此之前,父親曾一次次要求他回家,只為了把家族的故事說給他。

“老大時間緊,要不就說兩天?”

“兩天說不完,有很多細節。”

“要不寫下來吧?”

“一定要當面說,有很多重要的細節。”

許是張父已知命數,無論老伴怎樣勸,他一再堅持要花兩週時間,跟長子詳述家族的來龍去脈。

對於事業蒸蒸日上的張藝謀來說,回去待兩週,啥也不幹,簡直要了他的命,這事兒就一再擱置了。

直到父親的生命戛然而止,再也沒人知道,他究竟帶走了哪些家族的祕密。

這也給張藝謀帶了沉重的心理壓力,從此,他的話更少了。

拍戲時,話少,新影片上映面對一水兒的謾罵,也話少。

很多人說,張藝謀像頭老牛,幾十年如一日,在中國的電影市場拓荒。



02

張藝謀父親張秉鈞是國民黨軍官,文革時,因為出身問題,讓張家吃了不少苦。

父親怕給孩子帶來不好的影響,一度要和母親張孝友離婚,後來婚沒離成,倒給張藝謀留下了一生的陰影。

“我從小心理和性格就壓抑、扭曲,即使現在,家庭問題平了反,我個人的路走得比較順了,但仍舊活得很累。”

21歲的張藝謀,在結束了三年的插隊生涯後,進入了咸陽國棉八廠。

本以為做了工人就能消除家庭成分的影響,誰知道每回開大會,全廠6百多人,主任例行公事問一句“非黨員團員請離場”。

只有張藝謀一個人,尷尬地站起來走了出去。

久而久之,主任都直接點名:“張藝謀,你出去一下。”

他光入團,一連申請了七年了,都沒成功。後來,他也不執著這件事了了,因為他迷上了攝影。

在自學抄寫了十幾本攝影筆記後,他想要一臺照相機,光省吃儉用遠遠不夠,只能賣血了,一連5個月,換來了一臺海鷗牌照相機。

張藝謀如願以償調離了車間,開始在工會出板報、拍照片了。

手裡的照相機成了張藝謀立足在廠裡的重要工具,他拍得照片靈動專業,還被人稱為“大才子”。

有回,他畫了幅秦始皇頭像,又用火把紙烤黃,邊緣燒出焦黑,竟像是從古墓裡刨出來似的。

這下不光是才子了,同事都叫他“鬼才”。



03

恢復高考後,張藝謀已經28歲了。

他想報考北影,卻超出了22歲的年齡上限,打心眼裡自卑的他先在報名處蹲點,看別人的作品都不如他,他才敢報名。

老師看完,也很喜歡,得知他超齡後,又婉拒“你先回西安,我們會向學院反映你的情況。”

回去後,音信杳無,張藝謀來回找了好多人幫忙,都不行。

後來把厚厚一沓作品和求學信輾轉到當時文化部部長黃鎮手裡,同期還有畫家白雪石、華君武聯名推薦。

黃鎮看後批覆:“我看了實在高興,他的作品很有水平,應加緊培養,可以作為特殊問題,叫進修生或其他適當名義,允他入學深造。

黃鎮立馬轉達北影:“根據他的優異成績,特殊處理。”

當時名額緊俏,電影學院不願違規,再度上報,文化部只能二次發函“請立即招收張藝謀。”

就這樣張藝謀成為了攝影系78班的一名學生,他的同學有陳凱歌、田壯壯,這群人後來成了中國第五代導演。



剛進北影,日子並不好過,有人貼大字報,影射張藝謀走後門,他就愈加謹小慎微,走路頭低得都要埋到地上了。

同學陳凱歌回憶,有回張藝謀在看別人打球,球滾出來後,旁人踢了一腳,方向歪了,一下頂到他的膝蓋窩,他也只是憨實地“哦哦”了兩聲。

除了上課,他待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圖書館,也因此成為了全學院借書最多的學生。

有年回家過暑假,他給自己用生鐵鑄了個攝影機,整天扛著練習方位。

後來,他的作品上了知名攝影展,同學們開始敬重他,因為年紀長,還選他做了學生會副主席。

但他的心始終懸著,生怕被人從學校裡開除。

大二放假前,院裡老師找他談話,關懷他年紀大了,可以先去考慮找份工作先養活自己。

他以為自己要被開除了,還跟田壯壯說:“學院已經跟我談了,哥兒們這一走,就可能回不來了。你們多保重,我以後永遠也見不著你們了。”

誰知虛驚一場,新學期回來,他還直感慨:“真不是人過的日子,這個假期我真是度日如年!”

在這種不是人過的日子中,張藝謀充實地煎熬過了四年,終於從北影畢業了。


04

剛跨入行的張藝謀,就拿了多個攝影大獎。

1984年,首次掌鏡了電影《一個和八個》,就拿了中國電影優秀攝影師獎。

第二部電影《黃土地》就包攬了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獎。入行即躋身一線攝影師行業。

隨後,參演電影《老井》,就拿了金雞、百花、東京電影節三個影帝。

等到攝影、演員夢都做過後,他開始當導演了。

1987年,37歲的張藝謀在《人民文學》上看到莫言的小說《紅高粱》,觸動了心裡想拍電影的那根弦。

就它了,揣著800塊錢,張藝謀趕到莫言家,買下了《紅高粱》的改編權。



劇本還沒送審,他就到山東高密種高粱了,每天蹲在地頭澆水、除草,他對這些的高粱的感情,不亞於拍片。

同期,找到了正在中戲讀大二的鞏俐,22歲的鞏俐與張藝謀的第一次會面,並沒有擦出靈感的火花,他甚至覺得“與想象中的女主角對不上號”。

後來一接觸,覺得這女孩很純,但性格又能很好地表現出來,就選上了。

演員都找好了,高粱也都冒頭了。為了趕在成熟前拍完所有鏡頭,他就在片場親自搬器材。



圍觀的老百姓原先都以為導演很威風,看了他之後卻說:“不是個活!孩子不讓他幹這個!”

那一年,代表大陸出征柏林電影節的是陳凱歌《孩子王》,而他臨時轉戰戛納,這個名額就落到了張藝謀的《紅高粱》上。

後來戲劇性的是,《紅高粱》拿下了柏林金熊獎,《孩子王》在戛納被冠上了當年“最差電影”。

彷彿是天生為電影而生,第一次當攝影師、第一次做男主演、第一次拍電影,張藝謀都是一舉登頂,沒什麼懸念。

原本他拍照的初衷,只是為了逃避車間勞動,換個輕鬆點的活兒,後來卻走到了第五代導演的前列,乃至走入了國際。

大器晚成,這話在他身上,最合適不過。



05

在這個時期,張藝謀的作品都聚焦在人性解放上。

1994年,他拍了執導生涯唯一一部被禁的作品《活著》。

起初,他看中了餘華另一篇小說《河邊的錯誤》,因此拜讀了餘華的全部作品,《活著》當時還沒刊印,餘華把手裡的清樣也給了他。

張藝謀看完深受觸動,光前期確定主題就討論了半年。

看過《活著》的人都知道,這是一部史詩級的作品,要將其濃縮成一部電影的程度,其難度之高。

最後張藝謀決定:“我們這一次拍《活著》,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紮實一點,要有意識地不玩技巧,不玩風格,假裝不會拍電影似的,老老實實地跟著人物走,跟著故事。”

樸實得近乎赤誠。

有一回,要用到毛主席語錄的小紅本,演員們剛拍完,張藝謀就將道具組的人找來,讓他們翻開看看,裡面全是空白頁。

張藝謀第一次這麼嚴肅,“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?“

“我們認為在電影中根本不會有人要開啟這本紅寶書,有個真的紅色塑料封面就行了。”



“你們有沒有想過,如果我臨時要增加一個翻毛主席語錄的特定鏡頭,遇上了這種情況我要的特定怎麼拍?所有跟著我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我的要求,我要的東西必須是真的,而不能有應付。”

張藝謀在片場話很少,但凡觸動了他的原則,是絕不原諒的。

《活著》拍完了,很多同行看完,都評價“這是一部垃圾片。”

這是他所沒想到的。雪上加霜的是送審時,被斃了。

國內的反饋觸底,臺灣製片方將電影送到法國戛納,影片卻一連斬獲三項大獎。

好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,某些歷史事件的陰影在人們心中消弭後,電影真正的意義才凸顯出來。

所以一部《活著》能將張藝謀封神,一點也不為過。

06

這個階段過了之後,張藝謀轉向了商業電影的探索,也是他的口碑譭譽參半的開始。

有人說,他和鞏俐合作的八年,是彼此的黃金時代,後來他的電影,她的作品都不盡人意。

但張藝謀想要的電影並不是型別化,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要有所突破才可以,這種帶有實驗性質的創新拍攝,同時也意味著風險。

他依然像頭沉默的老牛,不解釋。

2005年,低迷很久的國師即將迎來又一次輝煌。

2008年北京奧運會導演組競標開始了,對手有同學陳凱歌、好萊塢同僚李安。

從最初13個團隊,直到5個,張藝謀憑藉2004年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,精彩的中國八分鐘贏得了選委會的青睞。

開始前,他就立下經典的flag“只能成功,不能失敗。”

同組的人還開玩笑,“要是失敗,基本上張藝謀就要流亡海外了,都罵死你了,真有人喝醉酒拿酒瓶子往你腦袋上錘。”



07

張藝謀團隊在一棟4層辦公小樓裡,每天工作到凌晨2、3點,持續了三年。睜眼閉眼都是奧運會的籌備細節。

有回,吃飯看到別人削蘋果皮,一圈一圈地螺旋狀,忽然給了他火炬塔的靈感。就是從下往上燃燒,直到點燃。

傳統的大型晚會,都是歌舞開場,已經審美疲勞了,他要來點不一樣的。

有人說扇子,他否掉了,力度不夠,沒有氣韻;有人說要剁槍托,他否掉了,不夠典雅。

最後有人提議用“祝”,瞭解之後,發現祝沒有鼓面只能左右拍擊,缺乏孔武有力的感覺。

這也給了他一個新方向,可以選古代樂器啊,就在第n+1回瀕臨崩潰時,他想到一個成語“擊缶而歌”。

這才算定下來樂器,當2008個缶排列在鳥巢中央倒計時,其技藝之精湛,氣勢之恢巨集,令全世界都記住了這個中國場面,也記住了張藝謀導演排演的大氣。

2008年,北京奧運會創下了多項收視紀錄,在美國高達18.6%,是非美國舉辦奧運會時最高收視紀錄。

張藝謀後來說起自己接手奧運會的原因:“你一生可以拍很多電影,你一生只有一次奧運會。”

他將每部作品都推陳出新,力求做到執導生涯的唯一,這是對自我的高要求,也是對電影藝術的尊重。

08

去年上映的《長城》,張藝謀又被罵了。



已經數不清這是第多少次,無數觀眾將矛頭對準國師了。

當初這部電影找到張藝謀,他先是回絕了。

後來經紀公司開出誘人的條件,“《長城》只有一個價值,就是它有可能在全世界5000家影院上映,是第一部由你來做的一個大片。”

過去很多年,進駐好萊塢的中國演員也不少,但華人導演卻屈指可數。

張藝謀想:“由中國導演作為創作核心,中國演員、中國故事作為構成,一個合作中美的大片,也許很有意思。如果成功,那《長城》系列拍下來10到15年,完全可以培養出來一個大話題和一個大觀眾群。”

劇本本身不是他所喜歡的,但這背後對於中國電影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。

至於飽受詬病的選角問題,為什麼要選擇景甜,這麼明顯與他數任謀女郎形象出入太大的演員,張藝謀也給出了合理解釋。

“坦率地說,20多歲的女演員,會講英文的,要給拍攝組一年的時間,一個廣告都不能接,一個活動不能接,而且要會跳舞,會打,方方面面,綜合下來,反覆測試,景甜是符合這個角色的。”

有人替他辯解,可能名導演也有話語權失落的時候。他不置可否。

09

張藝謀這一代人身上,對於中國電影,乃至整個文藝界,都有股民族使命感。

他們拍鄉土,拍傳統文化,拍草根命途,一切的一切都跟這個國家、這個民族息息相關。

不同於賈樟柯這類型別化明顯的第六代導演,張藝謀的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延展性。

央視《第十放映室》曾評價他是“中國電影的拓荒者”。

讚譽的背後,其實是後繼無人的尷尬。

也正因此,觀眾對他們有種據為己有的優越感,就像自己孩子般嚴格要求。

這種情緒累積到極點,忙完奧運會的國師拍了迴歸後的第一部電影《三槍拍案驚奇》,拿到了史上最低分。



隨後的《山楂樹之戀》,也持續著這種低迷。

那幾年,罵張藝謀似乎成為了全民共識和狂歡。

被罵急了的張藝謀,有回說:“你信不信,我今天就是拍部《活著》,也會被人罵。”

知乎網友@呂海寫得很中肯。

在電影界,恨張藝謀,罵張藝謀的人多如牛毛,但是能取代張藝謀的人到目前為止零。

如果15年前,中國有合適的商業片導演,張藝謀可以繼續拍他想拍的文藝題材。

如果現在中國有1、2個年輕的具有國際聲望的導演,那麼長城也不至於還要靠張藝謀的老招牌 。

張藝謀這頭老黃牛還能給中國電影犁多少年的地,不可而知。

如果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以罵張藝謀為樂,而自己不努力起來建設中國電影,中國電影未來很灰暗。

所以,張藝謀不是失敗者,他是拓荒者。

他有過失敗,但他不是爛人,起碼是個勤勤懇懇拍電影的工作者。如此,這樣的人越來越多才是好。

那麼,中國電影的未來,只能從我們尊重作品,不再輕易捧殺一個名導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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