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行車之城哥本哈根:與其說提供了一個模版,不如說提出了一些問題

哥本哈根是“自行車上的城市”,2016 年,這座城市自行車的數量首次超過了汽車。

數量之外,騎行在這座城市還意味著一種順暢的體驗。這裡沒有其他城市常見的“路障”,汽車的停車位不會佔用騎行道,不會有突然消失不見的“斷頭路”,自行車可以帶上地鐵、巴士和擺渡船,清晰的標識系統告訴你哪裡可以停車。

Anne Katrine Harders 已經在這座城市生活了 14 年,如今一家人出行使用頻率最高的是一輛拖車自行車(Cargo Bike)。前置的拖車裡可以放她的揹包、檔案、超市購物所得、女兒,或者一位老人——Anne 參加了一個名為“Cycling without Age”的公益活動,志願者在空閒時可以載那些腿腳不便的長者在哥本哈根城區兜風。活動有個浪漫的口號,“每個人都有權利出門吹吹風”。

大學時 Anne 學的是產品設計,她介紹起這款拖車的歷史,它誕生於一個“一無所有”的年代,設計師是一群生活在哥本哈根城郊的嬉皮士。

1970 年代,一群藝術家佔領了一處 34 公頃的廢棄軍事基地,宣佈這裡脫離丹麥的管轄成為“克里斯欽自由城”(Freetown Christiania),由居民自行擬定法律,自我管理。

建立最初,反叛者們就與城外的“現代主義精神”背道而馳,他們“取締”了機動車輛。為了解決日常運輸,一個鐵匠利用廢棄的床架改造出了一批拖車。1984 年,他設計了一款能連在自行車上的拖車,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女友。

Christiania Bike 造價低廉,誕生之後迅速成為丹麥最通用的交通運輸工具(圖 / christianiabikes.com)

自由城之外,經歷了兩次石油危機的丹麥政府赤字嚴重,再也無力修橋築路,普通人也承擔不起高昂的汽車成本。這款能夠載貨的 Christiania Bike 價格低廉,迅速在丹麥風靡,一時間成為居家販貨最便捷的小型交通運輸工具。

“我讀大學的時候相信只要一個產品足夠好,它就很容易暢銷。後來發現它從出廠到落地,有一堆現實的問題需要解決。設計一輛自行車,你可以設定它在有限的幾種環境模式下的效能,但要讓騎行在整座城市內暢通,這是更大範圍內的系統性問題。”

如今 Anne 是丹麥建築中心(DAC)的資深專案主管,研究單車文化和城市設計,他們常常收到不同城市的邀約,去那裡研究“單車友好城市”的可行性。

但在那之前,邀約者們大多直接跳過了一個問題,如今不再是“一無所有”的年代,人們在出行時有了跟多選擇,為什麼仍然需要自行車?它究竟能解決什麼問題?會製造新的問題嗎?

1960 年代的哥本哈根街頭(圖 / Wikimedia Commons)

I Bike CPH,從“歷史的巧合”到城市品牌

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,丹麥街頭已經出現了量產的自行車,它從上流階層家庭的消遣成為普通人的交通工具。哥本哈根大街被自行車佔據,最初,它們的競爭者是馬和馬車,需要在狹窄泥濘的道路間穿行。

騎行和路人的安全第一次受到汽車威脅是在 1960 年代。當時,幾乎所有城市都被由汽車和高移動性所定義的“未來城市”振奮,拆除舊城,建設寬敞的馬路和橋樑。

我們曾採訪了丹麥城市設計師揚·蓋爾(Jan Gehl),哥本哈根的“宜居”並不是有遠見的知識分子或官員的主動選擇,而是“歷史的巧合”。

戰後丹麥也曾試圖打造“未來城市”,但兩次石油危機讓一切大興土木停擺。“歷史有點奇怪”,揚·蓋爾稱,“當時許多人遺憾丹麥錯過了現代主義浪潮,但今天人們又覺得這是我們的幸運。”

石油危機促使丹麥政府選擇發展替代性的清潔能源,對汽車消費施以重稅,丹麥城市開始研究如何讓慢行系統變得高效便捷。1980 年代到 2000 年,哥本哈根政府每年都會減少 2% 的停車位,為自行車騰出更多空間。

“哥本哈根人不會覺得騎車和時髦有什麼關係,它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I Bike CPH 圖示(圖 / ibikeCph.dk)

讓哥本哈根意識到單車潛在價值的是一個美國人,2007 年,時任紐約市交通運輸局局長 Janette Sadik Khan 到訪哥本哈根,她邀請揚·蓋爾去紐約改造一個“哥本哈根式”的城市中心區。

之後,整個百老匯大道成為“無車區”,Khan 在任還建造了 400 英里的自行車道和 60 多個城市廣場。Khan 在《搶街:大城市的重生之路》裡解釋將城市迴歸“人性尺度”的意義:解決交通擁堵,促進商業,恢復街道活力。

在那之後,更多城市的邀約接踵而至。2008 年,哥本哈根市政廳發起了“I Bike CPH”計劃,專門設計的 logo 和“I love NY”一樣,以統一的視覺元素佔據街道的各處廣告欄。它也成為哥本哈根在全球範圍內一次頗為成功的城市營銷。

Monocle 等雜誌開始介紹丹麥和荷蘭的單車文化,雜誌內頁是裝備齊整的模特、設計精良的自行車衍生品,這些推手的共同作用下,騎行成了一種生活方式,時髦、政治正確、毋庸置疑。

但人們往往會忽略,城市營銷之外,這個計劃還包括了一系列推動騎行的舉措。比如 I Bike CPH 的 App 是一款專為騎行者設計的地圖,可以查詢最便捷的騎行線路,你還可以勾選哪條路特別適合拖車自行車,這樣可以避開臺階和鵝卵石路面。

自行車可以為你的城市解決什麼問題?

Anne 同事們的足跡遍佈各地,北美、歐洲、東亞,甚至非洲,所有的人都熱情高漲,告訴 Anne 喜歡丹麥的單車文化,希望能在自己的城市推廣同樣慢節奏的生活方式。

“最開始覺得很振奮,但後來有點擔心,大部分人沒辦法回答一個問題——為什麼喜歡自行車,它可以為你的城市解決什麼問題?”

無論是把單車作為一種時髦的中產生活方式,還是把它當作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工作,人們都沒能回答以上問題,一座城市希望單車成為最重要的通勤方式,還是作為現有交通系統的補充,解決“最後一公里”,或只是作為休閒健身場所?

“這些定位都是合理的,但如果你不清楚究竟想要哪個,問題就來了。”

《衛報》曾盤點過出現在不同城市的那些荒謬的自行車道,相信你不會對它們陌生。

馬賽街頭,汽車橫亙在騎行道上。瓦倫西亞,不知用途的柱子出現在騎行道的正中央。已經破產的希臘從歐盟獲得了一筆 300 萬歐元的資金用於建設自行車道,但在克里特島上,人們發現這些“新建”的自行車道看不清起點和終點,突然“斷頭”,卻在幾公里外不知名的地方又續上了。

華沙一處路標告訴你,鋪著磚的人行道也“屬於”騎行道的一部分,上傳這張照片的讀者有些氣憤:“誰在乎有沒有人真的用它們呢?至少人們可以說華沙有一條全長 50 公里的單車徑,這就夠了。”

華沙(圖 / guardianwitness)

“同樣的設計放在不同語境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。”

2017 年,丹麥建築事務所 DISSING+WELTING 受到廈門市政府的邀請,在廈門市中心建造一個“高空自行車道”,全長 7.6 公里,橫跨 5 個住宅區和 3 個商業區。這件事務所曾因 2014 年哥本哈根的“蛇橋”(Bicycle Snake)而知名。

“蛇橋出現在哥本哈根,它在那個位置上是正確的設計”,Anne 解釋,蛇橋讓兩處原先相互隔離的區域連線起來,人們可以更好地通行。“自行車在哥本哈根已經是最優的選擇,造一座僅供自行車通過的橋順理成章。”

“但我不認為,把騎行道架高是一個高明的設計,它更像是一種噱頭,一個城市地標。”

與 Anne 一樣,揚·蓋爾曾在多個場合對自行車高架橋的意義表示否定,他認為騎行的意義在於體驗街道生活,人們可以隨時停下來,走進有趣的店鋪和人聊一聊。

“剔除了街道體驗的高架只能讓人從 A 到 B,確實沒有了紅燈和汽車的阻擋,但從 A 到 B,人們不是沒有其他選擇,為什麼一定要自行車?街道只是你的背景板而已。”

已經開通的廈門自行車高架收到了一些批評,這其中包括上下橋的不便利。建築師 Steen Savery Trojaborg 曾在一次採訪中談到出入口的“折衷”,出入口儘量設計成坡道,由於空間有限,Trojaborg 最終將入口設計成了螺旋形狀。

“騎行在哥本哈根是一個‘系統’,如果是在哥本哈根,我們會設定成一個足夠方便的入口,便利性是第一位,即便需要獲得多個部門的批准。當然這也造成哥本哈根的效率很低。”

看得見的建造,看不見的設計

但更多時候,Anne 們發現,最容易獲得客戶認可的還是那些看得見的建造。

“我們花了很多力氣講解哥本哈根單車系統裡那些‘看不見’但非常重要的東西,包括地方政策、配套的設施和服務。但相比那些一次性的建造,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很難推下去,它們沒辦法速成。”

Mikael Colville Andersen 是設計公司 Copenhagenize的 CEO,推廣“哥本哈根式”的單車文化。他曾詳細介紹細節裡的設計。

哥本哈根的自行車道是一個完整的體系。與中國城市自行車道通常被車輛佔據不同,哥本哈根在城區內減少路側停車。多數自行車道做了抬高處理,並在設計中加裝路緣,並設計了自行車道專用的排水設施。

哥本哈根的“蛇橋”(圖 / visitcopenhagen.com)

在混合的道路系統裡,自行車還享有“特權”。一些機動車單行道上,自行車可以享用雙向車道,河流、鐵軌也不會造成障礙。哥本哈根仍在繼續建造天橋、地道等立體設施,增強自行車的通行效率。多數路口還有自行車訊號優先以及針對自行車的“綠波”,通常給予自行車至少 4 秒的訊號優先。

2010 年起,哥本哈根允許乘客免費將自行車帶上地鐵、火車等城市軌道交通工具。大型軌道站點與樞紐也配備有大規模地上與地下自行車停車設施,甚至包括自行車維修等配套服務。

哥本哈根同樣鼓勵人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現單車系統的漏洞。市政廳開發了一款名為“giv os et praj”的 App,人們可以拍下路上發現的各種問題,標記它在地圖上的位置。很快會有人來解決,從道路的坑窪不平,到交通燈的失靈,或是各種細枝末節的問題。使用者同樣可以檢視“報修”的進度。Anne 的媽媽報修過多次,她偶爾會指指路邊,說是她“堵上了那個洞”。

但更困難的可能是人們思維方式的變化,Anne 稱,人們正在推動哥本哈根市政廳重新設計一套用來測量發展的指標。

“比如,當你要計算一個十字路口的交通量時,傳統的計算方法裡,統計物件是汽車。行人和自行車都是障礙,他們是造成車行緩慢的‘問題’!這種計算方式需要被改變,經濟之外,社會成本和效益如何計算,哥本哈根的革命還得繼續。”

題圖 / 丹麥國家旅遊局

猜你喜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