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國哲學家保羅·維利里奧走了,但他對這個世界的預言是正在進行時

保羅·維利里奧(PaulVirilio,1932—2018)是1970年代以來最富原創力的法國哲學家之一,同時也是著名的城市建築家、隨筆作家。維利里奧的哲學核心是科技、速度、城市、虛擬、事件、意外、失序等概念群。

維利里奧不是一個道德家,他只是在忠實地觀察和記錄他所看到的,並製造概念來試圖解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:就像黑格爾的“絕對精神”、馬克思的“物質生產”,在他那裡,這個概念是“速度”。他賦予了“速度”以本體論的地位。

2018年9月10日,城市規劃專家、哲學家保羅·維利里奧(Paul Virilio)因突發心臟病與世長辭,享年86歲。他走得很突然,他的女兒蘇菲·維利里奧說,在他去世前幾天,他還在和雅克·阿爾努(Jacques Arnould)準備合作出一本書,並且和他之前的學生、建築師阿拉·瓦爾代 (Hala Wardé)一起考慮在卡地亞基金會做一次新的展覽。

1932年生於巴黎的維利里奧,在整個二戰的硝煙中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。他親眼目睹了納粹對法國的佔領以及後來1943年英國盟軍對南特城的轟炸。根據他女兒的說法,他和他後來的生活都被統治了,他常常形容自己是“全面戰爭的孩子”——“我是一個在戰爭中長大的孩子,但我也是一個城市裡的孩子。而且,我年少經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是一場城市戰爭,而且是一場超級技術的戰爭。”在2010年的一次訪談中他這樣說。裝甲車輛,城市的空中轟炸,通訊、廣播和雷達的開發和使用……正是親身見證了技術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戰爭中毀滅城市,維利里奧展開了一系列以速度為中心的反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這位法國哲學家以一本並不完全由他寫的書,叩開了英文世界的大門,那就是發表於1983年的《純粹戰爭》(Pure War),由法國比較文學教授 Sylvère Lotringer對他的訪談整理而成。這本書令許多讀者醍醐灌頂,也記住了兩個貫穿他思想始末且相互交織的關鍵詞:“戰爭”和“速度”。

《地堡考古學》中的照片。維利里奧在書中反思了歐洲歷史上最長防線“大西洋堡壘”何以不堪一擊。

維利里奧最初感興趣的是建築,但在“全面戰爭”(total war)的時代,建築意味著什麼?這引發了他的進一步思考:在他看來,最早的城市就誕生於人類社會為應對戰爭的種種威脅而作出的努力——幾個世紀以來,歐洲城市建立起城牆、碉堡、堡壘來抵禦吊索和弓箭的襲擊。但是,隨著武器的速度越來越快,這種古老的以“減速”為指歸的防禦手段失效了,它已經無法抵禦現代超級技術的戰爭,使得戰爭與城市之間的平衡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。這是維利里奧的第一部力作《地堡考古學》(Bunker Archéologie,1975)所討論的主題。其中,他反思了作為歐洲歷史上最長防線的“大西洋堡壘”何以不堪一擊——他一針見血地指出,這條防線根植於過時的空間哲學,其失敗是一早就註定的。

維利里奧告訴我們:“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真正結束。”戰爭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,以更純粹的形式“加速”向人們逼近,他稱之為“純粹戰爭”。在一個迷戀“政治”的時代,他反而想到了戰爭。“純粹戰爭”不再展現為國家間的衝突和對立,即便握手言和,但對敵人的恐懼一直存在——“軍事—工業集合體”的模式直到今天依然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,隱藏在“科技進步”和“文化發展”的溫情外衣之下。維利里奧說,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場規模越來越大的戰爭,從戰術上升到戰略,再擴充套件到後勤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由將軍贏得的,而是由那些源源不斷地為前線輸送靴子、子彈和肉體的人。

在維利里奧看來,如果19世紀是“大眾運輸的革命”,那麼20世紀則是“傳輸的革命”,這個傳輸既包括物性的交通,也包含著主體交往的遠距離傳輸。“遠距離傳輸”意味著“速度的無地點”,這意味著建築不僅容易受到炸彈襲擊,而且還無法抵禦資訊——“資訊是一個炸彈”,他在1998年的文章中這樣寫道,它穿越一切外牆,重新定義我們生活的空間和時間。以資訊為主導的戰爭,扭轉了一切建築和通訊的力量,讓城市暴露於它的流動之下。早在20世紀末,他就已經看到了我們現在遇到的各種衝突:不知名的黑客通過遙控關閉了發電站,內華達州的無人機駕駛著世界另一端的空中殺人機器。通訊的向量正在呼籲一種新的“地緣政治學”——政治的管理不再是地緣政治(géopolitique)層面上的牧民,而是時間政治(chronopolitique)層面上的監控。

但寫下這些時,維利里奧的語氣是非常微妙的,他儘量避免了兩種技術評論家“陳詞濫調”的風格:對回不去的舊世界的懷舊,或是對新奇事物的過分熱情。他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格,讓當前的一些暢銷作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討論顯得多餘,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另一部著作《未知的數量》(Unknown Quantity,2002),他帶領我們思考每種新的技術如何帶來一些它特定的、前所未有的偶然性事故。

維利里奧的代表作:《地堡考古學》(1975),《速度與政治》(1977)

維利里奧不是一個道德家,他只是在忠實地觀察和記錄他所看到的,並製造概念來試圖解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:就像黑格爾的“絕對精神”、馬克思的“物質生產”,在維利里奧那裡,這個概念是“速度”。在《速度與政治》(Speed and Politics,1977)中,他賦予了“速度”以本體論的地位——它不僅決定著軍事領域,更決定著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。維利里奧也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。在他看來,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不是一個“民主”的時代,而是“民主制”的時代,這是速度的統治,從奴隸制、封建制再到民主制的政治革命,是政治組織速度的提升。在《消逝的美學》(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,1980)的序言中,他這樣寫道:“停滯就是死亡!這個世界的普遍法則也正是速度政權統治的法則。”

“在我們這個時代,維利里奧並不會為自己的預測如此精準而感到開心,他就像那些聰明到被詛咒的作家,對於我們不願承認的真相,他總是能一語成讖。”正如美國作家麥肯齊·沃克(Mckenzie Wark)在一篇紀念他的文章中所說,雖然法國哲學家保羅·維利里奧走了,但他對這個世界的預言是正在進行時。

編譯:文匯報見習記者 陳瑜

編輯:範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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